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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,为什么还要强调40年前的这条基本经验?

2019/10/10 4:46:29

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,为什么还要强调40年前的这条基本经验?

2018年春,习近平同志在海南岛发表重要讲话指出:“当前,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,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、敏感程度、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。因循守旧没有出路,畏缩不前坐失良机。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。没有思想大解放,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。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国情的异想天开,也不是闭门造车的主观想象,更不是毫无章法的莽撞蛮干。”这一论断告诉人们,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,但是,改革没有完成时,当下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,而且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、敏感程度、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,因此,40年前的基本经验依然有效,这就是“解放思想”。 

 

连常识都要争论,可见思想僵化

 

改革开放之前,由于左倾错误,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文革期间,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思路占据政治正确性的位置,国人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。

 

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,1977年邓小平历史性地复出,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。这场讨论在理论上不过是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而已,却充满了强烈的火药味。对当时思想僵化的现象,邓小平两次感叹:“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,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。简直是莫名其妙!”“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,可见思想僵化。”

 

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,邓小平号召要“打破精神枷锁,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”。在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,邓小平更是震撼性地指出:“一个党,一个国家,一个民族,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,思想僵化,迷信盛行,那它就不能前进,它的生机就停止了,就要亡党亡国。”

 

在当时的背景下,思想解放的首要之点是什么呢?那就是摆脱一切陈旧教条的桎梏,恢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而不是教条理解。左倾错误之所以称为“左”,乃在于其以“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”的名义而犯的错误。当时存在的所谓“两个凡是”(凡是领袖说过的必须坚持、必须照办)就典型地反映出陈旧教条对人们的思想束缚,阻挡中国走改革新路的可能性。这样,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、自我改善的改革面临一种矛盾关系: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坚持,否则就不叫社会主义了;但如果固守着一度被错误解读并被教条化的内涵便不可能改革。思想不解放,困境便走不出来。

 

教条主义者不是主张“凡是”吗?邓小平机智地以子之矛、攻子之盾,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方法论去批评之,说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,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。马克思、恩格斯没有说过‘凡是’,列宁、斯大林没有说过‘凡是’,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‘凡是’。”“如果毛主席在世,他也不会承认‘两个凡是’”。

 

如何解放思想?邓小平以身作则,他以自己特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提出一个命题:什么是社会主义、什么是马克思主义,多年来没有搞清楚,必须重新认识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,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提法尚未形成,邓小平在与地方同志谈话时,一反“阶级斗争为纲”之思维定势,说“马克思主义认为,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。”到了上世纪80年代,邓小平反思性地提出:“什么叫社会主义,什么叫马克思主义?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清醒的。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——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”。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。”这样就回归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点,科学地支撑了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国策。随后,为了更有效、更快速地发展生产力,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重要选择,引导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。

 

何为历史前进的逻辑,何为时代发展的潮流

 

以“解放思想”这一基本经验为核心,习近平在海南讲话中再次确认了邓小平对中国必须“赶上时代”的判断,指出:“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。谁排斥变革,谁拒绝创新,谁就会落后于时代,谁就会被历史淘汰。”“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,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,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”。他还将此提炼为:“中国40年改革开放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启示,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,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要振兴,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、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。”

 

所谓“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、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”,就是断然抛弃夜郎自大、因循守旧,畏惧变革、抱残守缺的思路,认清“历史前进的逻辑”和“时代发展的潮流”之客观内涵——以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为评价标准的世界性共识。

 

中国近代史上发生过这样的一幕:鸦片战争以后,中国在此后的中西方冲突中连连失败,从堂堂“天朝大国”沦为半殖民地,中国到底怎么啦?这成为中国先进分子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,当时一个清醒的看法是,中国遇上了“数千年未有之强敌”,面临了“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”。在中西方冲突中,西方国家已经拥有了工业革命带来的装备,而中国还在坚持“枪箭并重,不可偏废”的观念,其结果必然如汉学家费正清所说,“中国的学者、官员认为他们自己更明事理,但却无从证明这一点。船坚炮利是一件决定性的事实”。与西方工业国家相较,中国落后了,这就是必须承认的现实。

 

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让中国人终而认识到,必须以世界眼光去看待自己与世界之关系,弄清楚何为历史前进的逻辑,何为时代发展的潮流。在引进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基础上,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,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使中国摆脱东亚病夫状态,终于站起来。

 

“赶上时代”并不意味着有了自我满足的资本

 

解放思想才能放眼世界,从而认清我们的处境和位置。

 

改革开放之前,由于忽视经济建设,国家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,中国的发展一再错失机遇,与发达国家、甚至“亚洲四小龙”的差距越来越大,而一些国人却认识不到这一点,盲目自大,如同井底之蛙。邓小平看到了问题之所在,他指出,中国尽管通过革命解决了民族与国家的独立问题,中国已经站立起来,但“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”,“我们要赶上时代,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。”这就是说,必须承认我们已经落后于时代,不承认这一点,那就只能进一步落后下去,由此,邓小平提出了“面向现代化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”的伟大战略思想。

 

邓小平之所以提出“赶上时代”,这与他认识到“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”是密切相关的。1978年10月,就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,邓小平访问日本。邓小平在参观日本的钢铁、汽车和电器工厂时说:“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。”可以说,对于一个国家来说,形成“赶上时代”的认识之本质就是:真实地认识到世界的状态及其与自己的关系,从而赶上时代的潮流。

 

其实,即便在文革期间,毛泽东对中国状态也是持清醒认识的。1973年,毛泽东在会见发展中国家人士时就说:“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,就是叫作发展中的国家。你不要看中国有什么展览会啊,其实啊,是一个很穷的国家。西方国家呢,不大行了,但无论怎么样,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创造了文化,创造了科学,创造了工业。现在我们第三世界可以利用他们的科学、工业、文化的好的部分。”可惜,当时少有人意识到,针对文革期间的闭目塞听,毛泽东的这一说法也是对解放思想的呼唤。

 

由于解放了思想,恢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,便能够正确认识时代的内涵,准确定位中国与世界关系,改革得以获得大突破:中国对世界开放,既走出去也请进来,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、设备、技术以发展自己;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得以突破,形成“公有制为主体,多种所有制并存”的富有活力的经济格局;市场经济的禁忌也得以突破,认识到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,果断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;创办经济特区,实行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特殊政策和措施,“摸着石头过河”,先行先试,取得推广的经验,等等。经过改革开放的突破,中国终于实现了邓小平的“赶上时代”的愿望,成功开辟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。

 

今天的中国当然早已不是鸦片战争时的状态了,中国已经发展起来,强大起来,谁也不可能再以“船坚炮利”来打垮中国。但是,我们还是要认识到,西方的发展时间比我们长,占据了一些制高点,某些核心技术依然保持领先地位,中国还没有自我满足的资本。哪怕真的发达了,也不能自我满足。“历史前进的逻辑”和“时代发展的潮流”是客观的,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,除了继续解放思想,保持向世界的开放态势,在虚心学习中勇于创新以外,我们别无选择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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